1935年8月入小学读书,1940年毕业(其中由于日寇入侵,学校停课,休学一年)。1940年8月入初中,一年后,因家庭困难休学一年。1941年在学校校董徐锡康先生和校长赵颐年先生帮助下免费入学,并提供课本重新进入初二就读,至1944年7月初中毕业。实际入学读书时间只有7年。1944年8月至年底在常州白衣庵小学代课半年。1946年8月至年底在常州新闸小学连续工作三年。1949年2月至3月在常州百丈小学代课2月。到1950年2月重回新闸小学前,除代课和工作外其余时间都失业在家。1950年2月重回新闸小学工作至1956年9月调离。1956年9月至1958年3月在武进教育局教研室工作。1958年3月至1959年3月在武进厚余乡南湾村劳动锻练一年。1959年3月回教研室工作至1960年底调离。1961年1月调武进横林区横林小学工作至1971年3月。1971年3月抽调至镇江地区教材编写组编写小学数学教材。1973年3月抽调至江苏省教材编写组编写小学数学教材。直至1979年7月编写工作结束回武进。1979年回武进后没有回横林小学,留在教研室分管小学数学教研工作。直至1983年10月,因母亲八十多岁需人照顾,我已过退休年龄,经领导批准退休回苏州(我们家是1956年从常州迁到苏州的)。1981年10月在武进教研室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退休前除抽调在外和节假日回苏州外,其余生活、学习和工作都没有离开常州。回顾过去历程,在生活方面,解放前家中上无片瓦下无寸地,父亲在上海一家玻璃店当店员,收入低。家中孩子多,我们姐弟妹五人,家中六人生活,靠父亲收入和母亲做篦箕仍难以维持。大妹小学毕业不足15周岁就托人介绍去上海一家医院学护理。我工作时收入除自己生活费外全部都得拿回家。失业时就靠给附近袜厂缝袜头摇纱,有时也给人家结毛衣挣钱。48年父亲中风后回家,没了收入。母亲要照顾父亲和年幼的小妹,没法再做篦箕。家中生活只靠我和大妹,生活更加艰难,弟弟和三妹也只能失学。所以我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,养成了艰苦节约的习惯,舍不得一丝一毫的浪费。解放后生活有了很大的好转,仍是如此。满足于维持温饱,不与人家比吃比穿。在工作方面自己知道书读得少,学历低,在工作中会遇到很多困难。解放前又无靠山,为了保住工作,只能比人家多出力。遇到困难偷偷向人家学习,不敢有一丝懈怠。解放后工作有了保障,不愁失业,没有了思想负担,有了深深的翻身感,工作积极性高了。知道要搞好工作,应该更加努力学习,提高自己的能力。除学习政治外。还得在业务上学习。就省出钱来买了师范学校的教育学,小学语文和数学的教材教法,结合教学工作实践,认真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。工作中,领导安排的工作,不论做过没有,一定尽自己能力,不懂就学,尽力把工作做好,不负领导的信任。因在旧社会尝尽生活的艰辛,现在能有这样安定幸福的生活,全靠党的领导和政府政策好。所以对政府的一切规定坚决执行,对国家的号召坚决响应。建国初国家建设需要资金发行公债、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、1998年北方大水和2008年汶川地震政府号民出力,我尽我所能坚决响应。平时在报上看到一些人家遇到困难,我常感同身受。一定尽力帮助。自己不能直接去办的就通过媒体或组织机构,如慈善协会、扬子晚报的阳光助学,虽然钱不多,但我都是平时生活中节省出来的。无论在生活工作中,从来都没有对组织对领导说过一句欺骗的话,做过一件欺骗的事,从来没有拿过一分我不应该拿的钱,即使可拿可不拿的也坚决不拿。我对自己说,我对家庭、对工作、对社会我尽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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